(潘玉良 自画像)
西洋油彩绘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外来画种，是“舶来品”。“油画”这两个字，出自中国，源于中国人对“油画”属性的解读。中国意义上的油画最早出现在汉以前的棺椁器具之上，在《周礼》、《汉书》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已有用“油”绘画的历史。西方意义上的油画概念，在中国出现则是在明朝，也就是“油画”诞生后的100年左右。
毫无疑问，来自西域的油画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首先是西洋传教士努力的结果，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两位意大利传教士。一位是明神宗年间来华的利玛窦，清初姜绍书所著《无声诗史》中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这引起了国人对西方油画的兴趣，但是并未给予较高的艺术评价，也没有中国画家追随这种画法。而经由另一位意大利人郎世宁的努力，西洋油画才真正为中国人所认可。郎世宁是康熙年间来华最迟的一位油画家。同时他又是在清宫中活动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外籍画家。在后来的乾隆宫廷，郎世宁将乾隆一生中的大事——出行、战争、狩猎、宴会、肖像等都一一入画，留下了很多精美的杰作。其中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郎世宁《聚瑞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郎世宁来华后所绘的最早作品。其特点是以阴阳为主的西画技法，形成画法参照的痕迹，造成“逼真”的西画效果。由于以利玛窦和郎世宁为代表的传教士主要通过宫廷展示和传播西洋油画，由上而下，易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传教士的活动使得中国被动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油画艺术，而这门艺术真正在中国取得更好的发展，还需要在社会的下层站稳脚跟，油画不能仅仅成为宫廷艺术，还需要更为广泛的民间基础。这时，私办和官办的教育机构也为油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土壤。清末上海的土山湾画馆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其中的西洋画传习，成为继清宫油画后又一个中国早期油画的重要现象。法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土山湾画馆，是中国西洋画艺术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师，同时也培育了中国最初的研究西洋绘画的人才，如著名画家徐泳青、周湘、丁悚、张充仁等，他们或是画馆的学生，或与画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学有所成之后又开办自己的画室，其中很多人成为我国油画最早的开拓者和领路人。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保定北洋师范学堂都设图画手工科，开油画课，聘请外籍教师任教。清末维新变法后，许多青年学子先后赴英、法、日等国学习西洋油画，这些人归国后带来了欧洲及日本先进的教学方法及教育理念。上面提到的西洋归国的周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刘海粟创办了上海图画学术院，并第一次起用人体模特写生，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性杂志《美术》，倡导美术改革。1919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导开办了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校长林风眠）；1927年，中央大学开设艺术科（徐悲鸿先生任主任）；1928年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杭州创办第一所大学制的国立艺术院校（林风眠先生任院长）。
19世纪末到1949年，经由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油画得到较好的发展。潘天寿谈到中国早期油画的发展，认为这一时期是“欧西绘画流入中土”，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油画“第一代”，也有人将1900年至1949年的中国油画发展称为“培育期”和“转换期”。这一时期有几位画家非常值得关注，他们就是被称为中国早期油画“十大家”的林风眠、徐悲鸿、陈抱一、陈澄波、刘海粟、关良、潘玉良、常玉、吴大羽、颜文樑。其中林风眠在中西绘画艺术的结合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他和徐悲鸿先生一起，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卓有成就的开拓者和新美术教育的主要奠基人，林风眠在国际上也赢得了中国“现代绘画之父”的美誉。
